发布日期：2025-08-21 来源: 网络 阅读量（）
1945年7月，“曼哈顿计划”的提出者，美国最伟大的科技工作者和科学技术学学者范内瓦·布什发布了那份被后世的学者和科技管理者们奉为经典的“布什报告”——“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科学：无尽前沿）。报告回答罗斯福总统的“科学如何在战后能持续进步，并利用科技成果造福国民”问题，清醒而大胆地提出了现代科技政策的基本框架：以基础研究为源头、以稳定公共资助与学术自治为制度根基、以大学与国家实验室为主阵地、以人才培养和知识自由流动为长久动力。
布什报告以供给侧的知识长期主义为核心逻辑，首次全面而且系统性的阐述了政府“为什么”和“做什么”来支持科学，直接催生了战后美国的政府—大学—研究伙伴关系与国家科学基金会，对全球科研与创新治理影响深远。布什报告既为美国当代科学技术体系打下基础，又为当代科技管理体系筑起框架。其意义不只在于扩大了公共资助，更在于把科学看作具有自身节律的长期事业，把社会繁荣与基础研究紧密相连。八十年来，BB视讯-(中国区)集团-官网布什报告提出的内容，在二战后的工业化与信息化浪潮中的多个学科领域得到大量验证，也在科技发展的过程中被不断重塑和赋予新的意义。
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生态环境科技，虽然在布什报告中并未被单独命名，却也得到了布什体制的滋养。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生态环境科技从污染治理迈向地球系统治理，从末端治理到减污降碳的全过程系统化协同，再迈向未来与社会经济发展高度协同、绿色创新从环境技术需求升级为驱动全领域科技创新的内生动力；生态环境科技既深受布什式科学体制的影响，又在问题驱动的实践中与布什体制互动、得到重塑和扩展，并外推到新的制度层级，直至在若干关键维度上实现超越。布什报告发布八十年之后再次从生态环境科技发展角度重读，已不只是追溯一份政策文本的历史功劳，而是借此厘清科技发展规律与发展战略在生态、技术、社会三重约束下的互动与更新。
从科技发展规律看，生态环境科技最初也是从布什体制中生长起来的。布什体制把科学理解为一种慢变量：科学共同体通过同行评审与学术自治积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基础知识，技术与产业则会在一段时间之后沿着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再到扩散的线性链条自然发生，需要在不确定性中为基础研究、长期观测与方法学积累价值。BB视讯-(中国区)集团-官网生态环境科技早期确是沿着这个轨道发展：以水、大气、土壤、生态、固废、环境健康等环境要素为学科划分依据，对各要求治理进行长期投入和稳定资助，也进行长时间的稳定投入与方法学自我纠偏，形成了监测检测、污染控制、生态修复、卫星遥感、环境数值模拟等领域的代际跃迁。这些基础设施与方法学使得臭氧层消耗、酸雨形成、细颗粒物健康效应、温室气体辐射收支等“看不见的过程”能够可测量、可模拟，形成可预测的科学把握，建立跨尺度、跨学科、跨地域的证据链条，长坡厚雪的知识累积价值得以体现。
但环境作为公共品，具有外部性与跨尺度特点，基础—应用—扩散的线性传导并不会自动兑现社会绩效，科技的社会产出不会因知识的自然溢出而自动实现，而是需要方向明确的政策牵引、需求侧的制度设计与跨部门的组织协同。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针对生态环境的科技政策出现了高度的行政化：比起其他学科强调自由探索，生态环境科技政策更强调“使命导向”目标下的高度同一化；其他学科注重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生态环境科技政策同等重视数据、模型、标准与评估的系统价值；通常由企业端自发扩散的产业化，在生态环境科技政策里走向以规制、激励与金融工具塑造市场预期，压低不确定性。生态环境科技把布什式的供给侧线性模型更新为供需耦合的系统观，把科学与政策的接触面从实验室延伸到了全链条的配置与扩散环节。
这种耦合也带来新的张力。行政对科研过程的介入界面被放大，任务设置、预算配置、绩效考核与示范工程的每一个环境都更容易被行政逻辑触达。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行政动员能提供方向共识、资源统筹与制度保障，缩短技术扩散路径；另一方面，短期绩效冲动与象征性工程会挤压自由探索，诱发路线过早锁定和以指标替代证据，使科研的慢变量与政策的快变量不同步，同时科学共同体也会被行政力量剥夺制定科技目标的权利。环境议题的紧迫性天然追求快速见效，而科学验证与规模化扩散往往以十年衡量，两种时间节奏错位既会拖慢真正有效解法的出现，也可能把尚未成熟的技术推向不合时宜的规模化风险。面向以环境友好为牵引、在学科基础层面促进绿色创新的未来，科研管理必须更专业化，以同行评审和方法学自治守住证据边界，以里程碑管理提供目标明确但不过度行政干涉的方向，用开放的监测—报告—核查（MRV）与独立评估构成制度防火墙，在资金与评价上设置阶段闸门与容错区间，并通过长期非临时的科技政策来传递政策确定性，在不牺牲自由探索的前提下尽量对齐科技发展的内在节律与环境解题的时间要求，让行政的动员力与科学的自治力各归其位、相互支撑。
从科学技术学视角看，生态环境科技对布什体制的超越过程中，需要防范科学范畴的概念被滥用。例如库恩提出的“范式”用于描述共同体内部的问题框架、证据标准与常用方法，是经验累积和可反驳性的产物，是科学自组织演化的结构和对科技发展客观规律的形容。如果把“范式”当作可以随意宣布和更替的行政口号和能够主观制定改变的标签、把科研当作政治意志的附庸，实际破坏的是默顿规范所要求的普遍主义、共同体精神、无私性与有组织的怀疑，其后果易导致技术成熟度与政策强度失配，探索阶段的路线被迫规模化，沉没成本造成路径锁定；监管因政治窗口频繁更换方针，资本与人才陷入策略性合规与实质性停滞的均衡。避免这种偏差的办法也是来自科学技术学校准：并不是让行政退出，而是把边界组织与开放评估嵌入流程，政策设定公共目标与约束条件，科学共同体保有问题选择与方法评判的自治，二者通过公开数据与可重现流程互证互动。
2020年，美国国家科学院以布什报告发布75周年为契机举办研讨活动，并发布了一份名为“The Endless Frontier: The Next 75 Years in Science”的报告。报告聚焦四个方面：科学领导力的人才通道与多样性、科研企业结构的变化与敏捷治理、科学与公众关系的重建、政府与大学伙伴关系的演化及如何更好地把基础研究与经济增长相连接。报告强调，在全球竞争与国际合作并存的背景下，科学体系需要更灵活、更开放，也要更善于向社会解释科学的价值，扩大公共信任；同时主张现代化政府和大学的关系，减少行政负担、发展数据与平台型公共物品，推动用需求牵引基础研究，BB视讯-(中国区)集团-官网缩短从发现到应用的滞后期。这份报告的结论与生态环境科技治理的现实也能够高度契合：环境问题要求跨学科与跨部门协作，需要把开放科学、公共参与与地区包容纳入制度设计，让证据转化为稳定的市场预期与可复制的政策模板。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前后围绕“重建无尽前沿”的政策讨论，也催生了制度层面的新尝试。2021年美国国会正式通过“无尽前沿法案”呼吁联邦政府重塑基础研究作为科学引擎的关键角色，增加在决定未来竞争的关键技术领域的投入，巩固美国在新一轮科技创新革命中的领先地位。在2022年通过的《芯片和科学法案》为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设立技术、创新与合作部（TIP）提供了政策依据，明确支持用途导向与转化研究，围绕关键技术和国家挑战加速从研究到应用的通道，其中就包括先进能源与相关环境技术。这一安排在不削弱基础研究的同时，为解决气候环境问题提供了更直接的体制接口。
生态环境科技产生以来对布什体制的更新并非对布什精神的否定，恰恰相反，是将“无尽前沿”的知识供给与“有限地球”的承载边界相连接，使科技政策的价值从单一的知识产出扩展为证据严密、转化高效、扩散可负担、结果可验证的复合目标。当我们以这样的视角回望布什报告，可以看到一条连续而清晰的思想线索：基础研究与公共资助依旧是生态环境科技能够看见复杂、解释复杂、驾驭复杂的根基；学术自治与同行评审依旧是质量的前提；大学与国家实验室依旧是产出知识与培养人才的主阵地。但同样清晰的是，人类与环境的互动到了新阶段，新的问题要求我们为布什体制加上新的制度层级。
与八十年前相比，生态环境科技对布什体制的超越体现在多处。组织形态上已经进入大科学与大系统并行的新常态。需求侧政策和市场设计与供给侧投入同等重要，技术、制度与市场三条学习曲线走向相位匹配；跨学科、跨部门、跨尺度的任务体系成为常态，能源、工业、交通、建筑、农业与金融等部门需要共同完成路线图；全球公共品属性要求数据共享、跨境监测与能力建设，开放科学不只是学术理想，也是协同行动的工具，数据平台、模型和MRV方法学成为第一类科研产出；扩散能力不再只等同于“从实验室到工厂”，而是涵盖示范工程、供应链韧性、项目融资与许可等软硬基础设施；从末端治理时代的“风险容忍”进化为兼顾预警与韧性的“风险治理”，在不确定性中适应渐进加严的管理推进；通过地区创新平台、试点与示范、早期需求创造等手段减少不确定性，让科研的慢变量与治理的快变量尽量对齐。这些变化都指向对布什体制的继承与超越：守住科学共同体的自治与基础研究的长期性，同时在制度上完成对复杂系统问题的结构性对接。
全球性也是生态环境科技对布什体制提出的挑战。布什报告形成于国家安全与经济竞争的语境，而气候与生物多样性则是典型的全球公共品，任何单一国家都无法凭借独立最优化获得系统性安全。数据共享、跨境监测、技术合作、能力建设与融资安排，构成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在科技维度的具体化。开放科学在此不再只是学术理想，而是协调行动、降低不确定性与防止“搭便车”“锁定效应”的现实工具。与此同时，公正转型把就业结构、价格负担与区域公平纳入技术路径的内生变量，要求创新政策同时满足效率与分配目标。这种社会、技术、生态的三维优化在布什报告中尚未成形，但今天已成为生态环境科技成功扩散的必要条件。
布什报告提供了科学政策的坚固地基，而生态环境环境科技把这块地基延展为适应复杂系统问题的高层结构。基于这些经验，从布什体制的继承与更新中，可以提炼出面向未来绿色创新科技的若干取向。首先，保持对地球系统科学、极端事件机理、环境健康与毒理、关键材料与催化、复杂系统不确定性等方向的稳定投入，作为可预测的“慢变量”来经营，确保长期观测与数据质量。其次，用任务治理把探索与方向关联起来，以连续谱资助贯穿原型、试验、示范与规模化，配合长期标准、政府采购与绿色金融创造需求侧确定性。再次，把数据、模型、方法与接口作为公共平台资助，推广开放与可重现，降低认知与交易成本，也为公众沟通与社会许可提供透明基础。最后，把公正转型与区域韧性前置为项目选择与评价指标，确保扩散在经济、空间与代际上可持续。
布什报告开启的无尽前沿，在生态环境科技中不再只是通往未知的科学地平线，也成为修复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工程。而生态环境环境科技在突破其原有边界的过程中，也让这份八十年前的政策宣言获得了新的当代性与解释。在生态环境与绿色创新时代，“无尽前沿”需要与“有限地球”的承载边界对表，面向社会需求的开放科学与转化路径需要成为连接基础研究与经济增长的制度桥梁，沿着这条路径把科学的长期主义与环境治理的时效性放在同一制度坐标内校准，让知识供给的长期主义与治理行动的时效性被同一个制度框架协调，让行政动员力在证据的护栏内发挥作用，让科研的自由探索与社会的紧迫需求互动更充分，在评估—标准—创新闭环的迭代中不断对齐、相互支撑，才可以在有限地球上兑现无尽前沿的承诺。
张懿璇，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生态环境与绿色创新专委会秘书长，工学博士。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